有些干部，可能是因為組織外圍的調(diào)查，感受到壓力，才最終選擇坦白。這種情況下，如果一概不認定為主動，會不會讓那些猶豫不決的干部，徹底失去坦白的機會？”
市委辦的一位主任助理也開口了。
“我們還要考慮社會影響。如果標準太嚴，最終能被挽救的干部寥寥無幾，那這個緩沖期和主動交代的信號，在群眾看來，會不會流于形式，甚至被解讀為組織對腐敗分子的縱容？”
紀委的幾位同志，不悅。
“紀律面前，絕不能搞特殊！”
“一旦口子開了，以后人人效仿，那紀律還有何權威可言？”
雙方你一言我一語。
陳康年看著這劍拔弩張的場面，有些頭疼。
這不是靠幾次會議就能統(tǒng)一思想的。
他把目光投向曲元明，示意他發(fā)言。
曲元明清了清嗓子。
“各位的意見，都很有道理。但我們不妨換個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主動交代，最終的目的，是為了什么？”
“是為了查清事實，挽救干部，最終穩(wěn)定隊伍，推動江州發(fā)展。如果把這個目的放在首位，那么我們制定的標準，就應該更具操作性，更能調(diào)動干部的積極性。”
“我的建議是，將主動交代的認定，分為幾個層次。”
曲元明說道。
“第一類，是完全未被組織掌握線索，主動向組織坦白的，這自然是最高等級的主動，應給予最大程度的從輕、減輕處理，甚至免予黨紀處分。第二類，是組織已經(jīng)掌握部分線索，但本人尚未被談話，或者談話初期，即能全面、徹底交代問題的，我認為也應認定為主動，但處罰力度可以適當高于第一類。”
“第三類，是組織已經(jīng)介入調(diào)查，但本人在調(diào)查過程中，積極配合，且主動交代組織尚未掌握的其他問題，甚至主動協(xié)助組織查處其他違紀違法人員的，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其主動性，可以作為從輕處理的重要情節(jié)。”
“這樣一來，既能鼓勵那些尚未暴露的干部主動交代，又能給那些已經(jīng)半只腳踏空的干部一個積極配合的機會。”
曲元明解釋道。
“我們的目的，是要讓他們認識到，早交代、早回頭，才是唯一的出路。如果把門堵死，他們只會選擇負隅頑抗。”
陳康年贊許地看了曲元明一眼。
這小子的腦子就是好使，總能切中要害。
“有些人，不嘗到苦頭，是不會真心悔改的。”
一位紀委干部情緒激動地說。
“挽救不是無原則的寬恕，如果處罰太輕，如何向社會交代，如何體現(xiàn)公平正義？”
組織部的李科則認為。
“懲是為了改，是為了更好地挽救。如果一味地嚴懲，讓那些本可以挽救的干部心灰意冷，甚至鋌而走險，那才是我們最不愿意看到的。我們需要的，是讓干部隊伍保持穩(wěn)定，讓他們能繼續(xù)為黨和人民工作。”
市府辦的同志則從實際運行角度提出了擔憂。
“如果大量干部被重處，短期內(nèi)會造成干部隊伍的真空，影響政府的正常運轉(zhuǎn)。江州現(xiàn)在這個情況，經(jīng)不起太大的折騰了。”
再次變得僵持不下時。
市委副書記李如玉出現(xiàn)在了會議室門口。
“周書記和康年部長說，專班工作遇到了一些難題，讓我過來聽聽大家的意見。”
陳康年和專班成員起身問好。
李如玉擺了擺手，示意大家坐下。
“大家繼續(xù)討論，我旁聽就好。”
“你們剛才爭論的，是懲戒與挽救的平衡點？”
見眾人點頭，李如玉說道。
“各位，這個方案的初衷是什么，不是為了懲罰而懲罰，不是為了姑息而姑息，是為了挽救干部，穩(wěn)定大局，最終把江州做大。黨紀國法是底線，這個我相信，誰敢觸碰它都必須付出代價。”
“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干部也有七情六欲，也會一時糊涂犯錯誤。組織對干部不僅要對干部嚴管、重懲，還要對干部教育挽救，讓那些真心懺悔的干部看到希望，看到組織對他們的關心和愛護。”
“所以，這個方案還是要處于黨紀國法的嚴肅性和教育和挽救干部這個宗旨之間。”
李如玉看著眾人。
“就是說，該嚴的也要嚴，該寬的也要寬，關鍵是看度，關鍵是怎么引導干部走正道。”
曲元明再次發(fā)言。
“李書記說得好，關鍵是看度，關鍵在于引導。”
“我們可以定個底線，你主動交代，比如涉及到貪污受賄的，退繳贓款就要全部退回去，這個是硬杠杠。還有黨紀政紀處分，也要根據(jù)情節(jié)輕重。”
“但同時還要定一個底線。如果他們主動交代，積極配合，且所犯問題不觸犯刑法底線的干部，可以教育、誡勉、降職，留在原單位，繼續(xù)工作。這既對他們負責，也是對江州干部資源的利用。”
“至于緩沖期的時間？”
曲元明接著提出看法。
“我個人覺得，不如把它稱為窗口期，在公布《暫行辦法》之日起，設置主動交代一個月的窗口期。在這一個月里凡是符合主動交代條件的干部，都可以向組織坦白。”
“窗口期結束后，選擇主動交代的干部予以處理。如果對那些窗口期內(nèi)猶豫不定或者心存僥幸的干部，組織下一步查實了，那么干部就失去了這一次主動交代的機會，一切按照黨紀國法的規(guī)定處理。”
紀委的同志點了點頭。
曲元明繼續(xù)說道。
“這就像給他們指明路，走不走，怎么走他們自己選擇，但同時我們也高舉懸在他們頭上的達摩克利斯的劍。”
陳康年和李如玉露出了滿意的表情。
專班里的人找到了主心骨，更加高效地完善《暫行辦法》的細則。
那些模糊的規(guī)定在曲元明的理論中變得清晰。
那些難以平衡的利益關系在他的調(diào)和中找到了解決的辦法。
一個星期之后，在辦公室。
《江州市干部主動交代問題和接受組織挽救暫行辦法》的初稿出現(xiàn)在陳康年和李如玉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