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有節奏上的批評，但《景行志》在人物塑造上獲得的贊譽是壓倒性的。最大的突破在于，它沒有回避李宇軒身上最核心的矛盾。
劇中用了大量篇幅刻畫他對少東家那種夾雜著知遇之恩、主仆之誼、政治認同和個人忠誠的復雜情感。一場關鍵戲在1936年西安事變后：少東家回到金陵，召見李宇軒。書房里，少東家背對鏡頭，聲音疲憊：“景行，所有人都可能背叛我，你不會，對嗎？”李宇軒站立良久，回答：“少東家，宇軒此生，不負國家，不負袍澤，亦不負少東家知遇。”這句話的每個字都重若千鈞，背后是即將到來的巨大歷史考驗。
而對這“不負國家”與“不負少東家”之間可能出現的沖突，劇集也沒有簡化。解放戰爭初期，作為東南最高長官，李宇軒多次接到“清剿”命令。劇中展現了他如何運用拖延、虛報、甚至故意泄露情報等方式，避免與解放軍主力決戰，同時又要應付金陵方面的催逼和同僚的猜疑。一場與心腹將領的深夜對話點明了他的困境：“這仗不能再打了，國人打國人，親者痛，仇者快。但少東家于我有恩，我不能公然抗命……兩難啊。”
這種“兩難”貫穿了他1949年前的抉擇。劇集同樣沒有回避他作為國民黨高級將領的歷史責任，但將其置于更廣闊的人性視角下：一個試圖在歷史夾縫中保全更多生命、減少破壞的舊式軍人。他下令釋放政治犯、暗中傳遞情報、最終在解放軍兵臨城下時放下武器，這些行為既有愛國情懷，也有人道主義考量，同時也有保全部下和百姓的現實算計。角色因而擺脫了非黑即白的臉譜，成為一個在時代巨變中努力把握方向、卻常感無力的悲劇性人物。
群像塑造是另一大亮點。國共兩黨人物不再是背景板或對立面，而是有著各自立場、性格和情感的個體。那位與李宇軒在山城談判期間的一次非正式會面，拍得頗有韻味：兩人回憶起星城第一師范的往事，他稱“李老當年一堂課，讓我想了半個月”，李則感嘆“你當年的問題，如今看來，都是關乎華夏命運的大問題”。沒有劍拔弩張，只有歷經滄桑后的互相審視與隱含的尊重。
秋天與李宇軒的幾次互動，則突出了超越黨派的情誼與默契。一場戲是抗戰期間，秋天作為中共代表到第三戰區協調作戰，李宇軒私下對他說：“秋天，你們在敵后的仗，打得苦。我這里有些多余的藥品和電臺零件，你設法帶回去。”秋天握住他的手：“景行兄，這份情，我黨記下了。”簡短對話，勝過千言萬語。
最動人的群像戲之一，是在功德林。李宇軒并非孤身一人，他與同樣在此改造的杜與明、黃偉、王耀五等昔日學生、同僚，形成了特殊的小社會。他們有爭論，有回憶，有對過往的反思，也有對華夏的觀察。一場戲是眾人收聽國慶廣播，杜與明長嘆：“主任，若當年……”李宇軒擺擺手，指著窗外正在操場上打球的管理人員年輕面孔：“沒有若當年。看看他們，華夏總歸是在往前走了。”這些黃埔系將領之間的互動，充滿了歷史沉淀下來的復雜情感，有惋惜，有釋然，也有對新生的微弱期盼。
劇集熱播到中期，一個有趣的討論在網絡上興起：為何《景行志》沒有采用那些更富戲劇性、甚至帶點“野史”色彩的歷史細節？
話題由豆瓣小組一個帖子引爆。ID“近代史考據控”發問：“有沒有人發現！劇里居然沒拍李宇軒在維也納和二戰頭子同桌喝咖啡、以及北伐時跟隆美爾飆車的橋段？還有他早年跟著他少東家闖天下，張口找少東家要軍費的名場面也刪了！這么帶感的歷史細節為啥不拍啊？”
帖子迅速成為熱帖。很多人附和，并搬出《李宇軒日記》中的記載作為證據。
ID“黃埔舊事檔案館”貼出日記影印件截圖：“‘與隆美爾試乘新車，其人狂放，車速駭人，余竟暈車半日’——這是1928年二次北伐攻占濟南后，李宇軒日記里的話。隆美爾當時作為德國軍事顧問在華，兩人因都對裝甲戰術感興趣而有交集。這段要是拍出來多有意思！”
ID“宇軒學研究組”更是指出：“找他少東家要錢那段更絕。1926年第一次北伐后，李宇軒想創造第五軍德械軍，更新德式裝備，預算巨大。他直接去找當時已是金陵老大的少東家，日記寫‘少東家面有難色，沉吟良久，終批條曰：景行辦事，我信得過。然國庫空虛，此款需從余之特別費中支取。’這既見少東家對他的信任，也見當時國民政府財政之窘。生動的歷史切片啊！”
一時間，“求拍番外！”的呼聲四起。但也有不少觀眾和學者持不同看法。
歷史學者趙明遠（劇中擔任歷史顧問）在接受采訪時解釋了創作團隊的考量：“我們掌握的資料里，確實有這些記載。但電視劇的篇幅有限，必須做出選擇。李宇軒與二戰頭子在維也納的會面，根據現有材料，很可能只是一次意外，并無深交。與隆美爾的交往，也僅限于軍事技術層面的交流。在有限的篇幅里，我們需要聚焦于更能體現他一生主線——即軍事教育、抗日作戰、歷史抉擇——的內容。那些更‘戲劇化’的碎片，雖然有趣，但若過度渲染，容易模糊焦點，甚至讓觀眾產生‘獵奇’大于‘思辨’的觀感。這不是紀錄片，是歷史正劇，需要敘事上的聚焦和主題上的純粹。”
導演周正平補充得更直白：“我們拍的不是‘李宇軒將軍的奇遇記’，而是‘李宇軒將軍與他的時代’。所有細節的取舍，都要服務于塑造這個人物在歷史中的位置和作用。他和二戰頭子相交，和隆美爾飆車，這些事對他的人生走向、思想形成有決定性影響嗎？沒有。那它們就只能是背景花絮。而他要軍費整軍，反映的是他建設現代國防的努力和當時國家的困境，這與主線相關，所以我們通過其他方式（如會議爭論、文件批示）體現了，但沒有采用日記里那種更私人化的場景。這是藝術創作的選擇，也是對歷史的一種負責任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