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建議，慎重起見，還是等上級有明確指示再行動。

或者，我們可以將昌平的情況和我們的意見，向上級做一個專題請示?！?/p>

“嗯，很有建設性！”

就在此時，一人仿佛下定決心，忍不住開口“首長，俺可不可以發言？”這一聲詢問吸引了陳朝陽注意，是一位鄉鎮以下的農民代表干部！

“好，這位同志說說看！”

“俺在下面跑，確實遇到過這樣的家庭。

家里男人抗戰時在蔣偽部隊打鬼子死了，現在家里就剩孤兒寡母或者年邁父母，日子過得非常艱難。

他們不敢聲張，怕被劃成‘敵偽家屬’受歧視。但看著確實可憐。

老百姓私下議論，也說‘人死都死了，還是打鬼子死的，家里這么慘，政府管不管？’

不管吧，情理上有點說不過去；管吧，又怕沾上問題。

這種家庭在俺們鄉下還是有許多，當年被抓了壯丁的，但每個都是活生生的困難。

俺覺得，關鍵是要把他們的‘烈士身份’和‘政府關懷’分開。

不給他們烈士上的名分，但政府出于人道主義和對抗日犧牲者的基本尊重，

對其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的直系遺屬父母、婆娘、未成年的娃子，一些最基本的生活救濟，確保他們不餓死凍死?！?/p>

“你叫什么名字？”聽到這些話，陳朝陽不禁感到詫異。

畢竟，這樣的話語竟然會從一個農村干部的口中說出，這實在是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要知道就目前農村地區的教育水平而言普遍較低甚至沒有，能夠識字的人都寥寥無幾，更別提像眼前這個人這樣，不僅能說會道，而且邏輯清晰、思維通透了。

面對陳朝陽的詢問，唐仁禮并沒有絲毫的慌張：“首長，我叫唐仁禮，現任唐小莊村的村長！”

陳朝陽對唐仁禮的回答表示滿意，他微笑著點頭，示意唐仁禮坐下。

就在這時，在場的其他人也都安靜了下來，他們的目光不約而同地落在了唐仁禮身上，似乎在思考著他所說的話。

尤其是當唐仁禮提到那些家庭情況時，眾人更是不自覺地代入其中，仿佛能夠感受到那種失去頂梁柱的家庭所面臨的困境和壓力。

即便是之前表示反對的雷虎，此刻也不禁有些羞愧。

他意識到，自已剛才的反對可能有些過于沖動了，沒有充分考慮到那些家庭狀況以及他所面臨的困難。

陳朝陽耐心聽完各方發言，手指輕輕敲擊桌面，陷入短暫沉思。會場鴉雀無聲，等待著他的最終拍板。

片刻，他抬起頭，目光堅定而清晰，聲音沉穩有力：

“同志們，大家的意見我都聽到了，各有道理，也反映了這個問題的復雜性。我來談談我的看法，并做出以下決定：”

“首先，必須明確一點：‘革命烈士’的稱號，是授予為我軍領導的、人民革命事業既包括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我軍建設事業英勇犧牲的同志的崇高榮譽。

蔣偽軍隊的性質是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反動武裝，其官兵在抗戰中的犧牲，不具備‘革命烈士’的內涵和授予基礎。

因此，絕不為蔣偽抗戰犧牲人員追認‘革命烈士’稱號！這一點，沒有任何討論的余地，必須旗幟鮮明！”

“但是，”陳朝陽話鋒一轉，語氣中帶著歷史的厚重感，“抗日戰爭，是全民族的抗戰。在抵御外侮、保衛國家民族生存的正面戰場上，

確有千千萬萬的蔣偽官兵，包括許多被強征入伍的普通農家子弟，浴血奮戰，壯烈犧牲。

他們的死，是為了民族不被滅亡。從民族大義和人道主義的角度出發，我們不能，也不應該，對他們的犧牲完全漠視，對其陷入絕境的遺屬完全置之不理?！?/p>

“基于以上原則和現實考量，我將做三條決議及執行細則形成書面報告，立即上報地委和華北局備案。

說明這是我縣基于本地實際情況的探索，請上級審查指示。若通過則進一步實施！”

“第一，不追認政治榮譽。不發放《革命烈士證明書》，不列入《革命烈士名冊》，不享受革命烈屬的政治待遇（如光榮牌等撫恤）?！?/p>

“第二，嚴格限定對象。只針對抗日戰爭期間，隸屬的軍隊序列，在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戰斗中直接陣亡或因傷重不治身亡的官兵的直系遺屬父母、配偶、未成年子女。

必須提供相對可靠的證明材料，如同部隊戰友的書面證明并經地方政府核實、原部隊的陣亡通知存根、地方志記載等，并經過縣民政、武裝部門聯合審定。

對漢奸、偽軍、以及抗戰后打內戰的死亡人員，一律不適用此政策。”

“第三，給予人道救濟，而非撫恤。對經審定符合條件的遺屬，且當前生活確實處于極端困難

（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難以維持基本生存）狀態者，

由縣民政局從社會救濟專項經費中撥付，給予一次性或定期（視情況而定）的‘抗戰犧牲人員遺屬生活困難補助’。

補助標準應明顯低于革命烈屬撫恤金標準，僅以保障其最低生存需求為限（如按當地最低口糧標準折算）。名目必須清晰注明是‘生活困難補助’，絕對區別于‘烈士撫恤金’！”

工作由民政局牽頭，武裝部配合審核身份，紀委全程監督。

必須堅持‘從嚴掌握、證據確鑿、情況屬實、本人申請、集體評議、張榜公布’ 的程序！嚴禁弄虛作假，嚴禁擴大范圍，嚴禁提高標準執行！”

在整個過程中，以徐衛華為首的軍職干部們沒有一個人表示反對。

他們對陳朝陽所提出的決議深表贊同，并展現出了極高的服從性。

然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地方武裝干部們，他們對這個決議持有不同的意見。

這表明地方武裝干部們的革命熱情雖然很高，但在具體問題上可能存在一些分歧。

相比之下，基層干部如村長和書記等，則更多地表現出感同身受的態度。

他們可能更能理解和體會到決議所帶來的影響和意義，因此更容易接受并支持這一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