廳中的沉寂漫了半晌，朱高熾見朱雄英眉峰緊蹙、眼中滿是疑惑，便知他自幼浸淫儒家教化，又久居大明腹地，對南洋這伊斯蘭教毫無認知，連其基本教義與習俗都不曾聽聞。
他抬手輕按朱雄英的肩，示意其稍安，而后緩步上前，目光掃過滿廳神色忐忑的南洋使者，終是轉向朱雄英，沉聲道：“雄英，你自幼在金陵長大，不曾接觸南洋諸教，不知這伊斯蘭教的底細，本王今日便與你細說。”
朱雄英聞言頷首，斂去面上的疑惑，凝神細聽——他知道自家兄弟行事素來周全，既敢直面這信仰難題，必是對其有幾分了解。
朱高熾負手而立，語氣平淡，卻將這伊斯蘭教的核心與習俗緩緩道來，字字清晰，落進廳中每個人耳中：“這伊斯蘭教，起于西域之地，奉唯一真主為尊，教徒皆稱穆斯林，其教有諸多嚴苛規條，遠非我大明本土的道教可比。穆斯林需恪守‘五功’，一日五次面向圣城禮拜，每年有齋戒禁食，終生禁食豬肉、飲酒，喪葬從簡不陪葬，便是服飾、婚嫁，也皆有教規束縛，半分不得違逆。他們聚族而居，凡有聚居之地，必建清真寺，寺中阿訇為教中領袖，一言一語，教徒莫敢不從，便是邦國中的貴族、君王，若是教徒，也需恪守教規，不可僭越。”
他頓了頓，目光微沉，又道出最關鍵的一點：“此教最特殊之處，在于極易形成政教合一之勢——教權與政權相融，教規可成國法，阿訇能參政議事，甚者邦國君主，需兼具宗教領袖身份，方能服眾。遠在中亞的帖木兒帝國，便是最典型的例子，其國主帖木兒，既是帝國的帝王，又是教中認可的領袖，國中政令皆需契合伊斯蘭教義，教規大于俗法，便是生殺大權，也需借宗教之名行之，這便是政教合一的國度。”
這番話，于朱高熾而言不過是穿越前知曉的基礎歷史，可聽在朱雄英耳中，卻如驚雷炸響，讓他目瞪口呆，滿臉的不敢置信。
待朱高熾話音落，他竟忍不住低喝一聲，語氣中滿是震怒與詫異：“竟有此等教派？這他娘的哪里是正經宗教，分明是邪教！”
一語既出，廳中瞬間落針可聞，連空氣都似凝住了。
南洋諸國使者的臉色齊齊劇變，方才還帶著愁容的面龐，此刻煞白中透著鐵青，蘇祿王身子一顫，下意識便要躬身辯解，卻被朱高熾冷冷的目光掃過，終究是將話咽回了腹中，只攥緊了袍角，指節泛白。
朱雄英余怒未消，胸膛仍因激憤微微起伏，聲音沉朗依舊，字字句句皆守著大明數百年的禮法綱常與皇權至上的鐵則：“我大明本土的道教，自老祖天師立教以來，傳衍千年，從無這般苛酷不近人情的規條！道士入道修行，全憑個人自愿，無半分強求；百姓信教祈福，也不過是求平安、避災禍，隨心而至，從無一日五次禮拜的硬性束縛，更無禁食某物、禁絕世俗禮俗的嚴苛苛責。便是道觀中的道長，德高望重者，也只守著一方道觀清修度日，傳經布道皆循本心，從不過問朝堂政事，不干涉民間俗務，更不會對邦國政令指手畫腳。”
“我大明自洪武大帝掃平六合、定鼎天下，便立下了‘皇權至上’的鐵規矩，天下萬事，皆由帝王定奪，朝堂政令，皆依儒家禮法而行，四海之內，唯皇權獨尊！宗教于我大明，不過是社稷的附庸，是百姓精神的些許寄托，從來都是教隨國定，豈容教規凌駕于國法之上，豈容教派左右邦國大計？”
他越說越氣，眉峰倒豎，目光如炬掃過階下垂首的南洋使者，語氣中滿是難以掩飾的不屑與震怒：“那帖木兒帝國竟行政教合一之制，教權與政權攪纏相融，教規竟能等同于國法？這等行徑，在我大明，便是十惡不赦的謀逆大罪！帝王乃天子臨凡，代天牧民，掌四海生殺予奪之權，天下唯有皇權能統攝萬民、號令四方，豈容一個域外教派的規條束縛朝堂政令，豈容阿訇之流身居末位，卻敢插手邦國國事？若教規可凌駕國法，若教派領袖能左右朝政，那帝王的九五威嚴何在？大明的社稷綱紀何在？天下的尊卑秩序何在？這般將教權置于君權之上，以教規桎梏萬民、干涉朝政的教門，不是邪教又是什么？”
一番話擲地有聲，字字如錘，砸在廳中每個人的心上。
他自幼受洪武、永樂兩朝帝王熏陶，浸淫儒家正統教化，深植于心的便是“君為臣綱、皇權獨尊”的理念，在他眼中，世間任何教派，但凡敢挑戰皇權、干涉朝政，便是禍亂社稷的異端，而伊斯蘭教這般教規嚴苛、易成政教合一之勢的教派，在大明的禮法體系里，更是全然無法容忍的“邪妄之教”，是以怒斥之言毫無遮掩，盡數吐露。
朱雄英的話，字字誅心，句句皆戳中了大明與南洋信仰最根本、最無法調和的核心矛盾。
大明自洪武大帝定鼎天下，便立了皇權至上、儒教為尊的鐵律，千百年的中原教化，早已將這套理念刻進朝堂與民間的骨血。
儒家重綱常倫理、君君臣臣，帝王乃天子代天牧民，掌天下生殺予奪之權，朝堂政令皆出中樞，地方治理皆依國法，天下萬事，唯皇權馬首是瞻。
而宗教于大明而言，不過是社稷的附屬，是百姓祈福避禍的寄托，縱使是本土傳承千年的道教，也守著“不涉政事、不擾俗務”的底線，道士清修于道觀，信眾祈福于廟堂，從無一人敢以教規干涉朝政，更無一人敢借宗教之名挑戰皇權。
便是老朱曾推崇的佛教，也因一度有僧人干政，被嚴令約束，終究歸于清凈，絕不容許教權有半分凌駕于國法之上。
可南洋的伊斯蘭教，卻是全然不同的光景。
這教派自傳入南洋，歷經數百年浸潤，早已深入諸邦的肌理，與邦國的政權、百姓的生活纏結在一起，難分彼此。
教規不僅是教徒的行為準則，更成了民間的行事規范，飲食、服飾、婚喪、作息，事事皆有教規束縛，半分不得違逆；清真寺不僅是禮拜之所，更是部族的核心，寺中阿訇的話語，比邦國官吏的政令更有分量，教徒唯阿訇馬首是瞻。
更甚者，教權早已滲透進政權，南洋諸邦的君王貴族，本身皆是虔誠的穆斯林，邦國政令的制定，必先顧及教義規條，貴族議事的決斷，必請教中領袖首肯，教規與國法相融，教權與政權牽絆，甚者在一些小邦，阿訇便是實際的掌權者，教規直接等同于國法。
這般光景，在自幼浸銀大明禮法、奉皇權至上為圭臬的朱雄英看來，簡直是離經叛道，是萬萬不能容忍的異端。
在他的認知里，世間任何教派，若敢以教規束縛萬民，以教權干涉朝政，便是亂國之源；若敢挑戰皇權的至高無上，便是與大明的社稷綱紀為敵。
這般教門，既無敬畏皇權之心，又無恪守國法之念，反倒將教權置于一切之上，與大明所奉行的天下理念背道而馳，這哪里是正經的宗教，分明是禍亂邦國的邪教！
所以朱雄英實在無法理解，也無法容忍，天下竟有這般教派，能凌駕于君權國法之上，能讓萬民舍皇權而從教權——這在大明，便是十惡不赦的大罪，便是抄家滅族的下場，更何況是在邦國之中大行其道。
而這，正是大明與南洋諸邦最核心的隔閡。
一方是皇權至上、教隨國定，絕不容許教權干政；一方是教俗相融、教權掣肘政權，信仰早已成為邦國的根基。朱雄英的怒斥，不過是將這道根深蒂固的矛盾，赤裸裸地擺在了臺面上，讓廳中諸人皆知，這道鴻溝，遠比貴族爭利的亂象更難跨越，遠比地域文化的差異更難調和。